篇目:

  1、那忧伤的脖子伸过四百年

  2、那虚空的眼睛穿透了生命

  3、并非无根的放荡

  4、你像个孩子似的

  5、带着翅膀在地上走

  6、曾经,在巴黎,蓝遇上了红

  7、那是多么好的故事

  那忧伤的脖子伸过四百年

  “在健康、自信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波提切利的绘画,无疑是一个特殊现象。画家笔下的女神和圣母目光忧伤,茫然而视,仿佛没有看见人文主义者编织的理性与理想。”这是重庆出版社《波提切利、莫迪利阿尼画风》王林所撰前言的开头。对这本画册,我曾不满于它将两位天才凑为一集,觉得轻慢了;读了该前言和其他一些资料后,感到把这两位相隔四百多年的画家放在一起也自有道理。

  王林说,波提切利从当时文艺复兴普遍的乐观中作出了先兆性反应,感受并表达一种与时相悖的虚无;他画的“维纳斯总带着预感似的忧虑”。而莫迪利阿尼,则也是“以他最好的作品来描写女人的忧伤”,笔下女性“有说不出的优雅与哀婉、美丽与惆怅”,“在内心冲突中不胜重负的自我体验与自我怜悯。”另外如丰子恺译编的《西洋美术史》,指出波提切利的名作《维纳斯的诞生》和《春》二画,“隐隐中有一种世纪末的病弱与烂熟欲颓的哀愁泛滥着”,称波提切利是“颓废的唯美主义者”。而这一称号于莫迪利阿尼也同样合适。

  英国卡罗·曼那本出色的评传《莫迪格利阿尼》(湖南美术出版社)则说,在莫迪利阿尼开始习画的少年,他父亲已戏称他“波提切利”。后来人们不断从两者画作中找到相似之处,如浓烈的装饰意味,苍白的肌肤,出神的大眼。又两人都倾向文学,文化素养极好,波提切利曾为但丁作品写过评论、作过插图;莫迪利阿尼则对但丁等诗人的诗歌熟读成诵(巧合的是,莫迪利阿尼有一个情人的名字,与但丁那著名的恋人一样,也叫贝雅特丽丝)。

  更明显的一个共同点,是王林提到的,波提切利总是通过病态地强调一些变形因素来展现诗意,当中包括拉长的脖子等。这正是莫迪利阿尼后来淋漓发挥的典型风格!

  如是,从形到神,从技法到内涵,莫迪利阿尼与波提切利都一脉相乘,可以说,在波提切利那里萌生的一些东西,到莫迪利阿尼手上发展到了极致,见出人类某种精神随时而进而“烂熟”的轨迹。

  波提切利身处的,乃是文艺复兴之核心、意大利的十五世纪;那么这个书话系列,就从他的后继者莫迪利阿尼那里,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意大利吧,沿着一道伸过了四百年的忧伤脖子。

  2004年4月13日整理

  那虚空的眼睛穿透了生命

  天才的、短命的意大利美男子莫迪利阿尼,以他笔下那些暖艳修长的裸体,迷离慵倦的意态,色彩斑斓的腐烂,展现了二十世纪初叶那个流彩溢金、华丽唯美而又迷惘、病态的时代,一份浓烈的现代忧伤。

  他画的女性,大都有细长的颈脖:“既像摇曳的花梗又像矗立的梁柱。”(卡罗·曼《莫迪格利阿尼》)当时的现实主义者曾批评莫氏作品人物“不是脖子太长就是手臂太长”,对此,他的友人、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作出了极好的反驳:当“连貌似永恒的关于人的价值的概念都会发生变化”,我们怎能责难敏感的画家笔下的变形呢?(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)

  另一让人注目的地方,是眼睛。如果说,长脖子还有所师承(如上篇说到的波提切利),那些空洞疲倦的眼睛,则几乎是莫氏独特的标志了(蒙克等画家也画过空空逼人的双眼,但不如莫氏的普遍采用和重点突出)。卡罗·曼形容,那些眼睛常常“一只明一只晦”,“一只向内审视自我,另一只茫然向外”。这还不止,他有时甚至连眼珠都不画出,满眼眶只是空茫的蓝色,一种刻骨的厌倦和绝望!

  莫氏的裸体画,以其率直到令人瞠目的唯美肉欲而为卫道士诟病,我却总从中读出背后的沉重。——那是虚空的重,因为其背景经常是简单的、乃至空旷的,仿佛把人物置于无所依傍中,来突出反映其内在的悲剧性。卡罗·曼说得好,他是通过笔下的女性,“着重表现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……试图描绘出人类普遍存在的痛苦和悲哀。”

  对于莫氏的晚期作品,卡罗·曼认为风格已固定化程式化庸俗化,才气丧失,“一生中受到的漠视,已使他心灰意懒”,“不被承认和理解使他选择了慢性自杀”(指放任于吸毒酗酒)。当然这时他的一些绘画还是表露了对青春和生命的热爱,大量选择女仆、女工为模特,“她们健壮的体魄与画家孱弱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这是他对生活的最后嘲笑”,“他要驱赶死亡,把活力通过绘画重新注入到生活中去。”但我看到,即使这一时期的女仆画像,仍然有一双空洞的蓝眼睛!这是双重的反讽了,所谓驱赶死亡、重注活力,却又自己都知道不可能,于是,在健壮的女人那儿仍摆脱不了迷茫。对生活的最后嘲笑,就这样落了空,到头来承受这嘲笑的还是自己。一九二○年,莫迪利阿尼在贫寒中病逝,还不满三十六岁。

  2004年4月15日整理

  并非无根的放荡

  处于新旧时代交替间的莫迪利阿尼身上有许多矛盾,最突出的是其创作风格的既现代又传统。莫氏从小深受尼采等人影响,质疑公认的价值,推崇个人直觉和意志,因此与当时许多前卫艺术家一样,以叛逆时尚为荣而不以时髦为意。但卡罗·曼的评传《莫迪格利阿尼》指出,当未来主义者以尼采为武器要摧毁一切现有的文艺时,他却与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;他无意创造崭新的社会,尤其是绘画,更见出传统的影响。他虽然反映残酷的现实,但却拒绝在画中具体表现酗酒、恶梦等令人不安的主题,依我看,这也是传统敦厚的一面。另外,他是个典型的都市人,但当激进者呼吁用机械化的现代社会来取代古老城市时,他却相反,在旧都市气氛里如鱼得水。爱伦堡称他“是一个旧时代的残余”,正说到点子上。超越与保守,集于一身。

  这种寓超越于保守、在传统形式中换上新精神的风格,是一个很好的象征,让人看到新的风貌已悄然进入旧体制中起着变化:表面上还是传统的题材(人物肖像等),但其实内里已变了质,一种不可挽回的堕落与变易已经发生,于是人们在旧形式上都能鲜明地感受到旧有的僵化的和谐在失去。这种震撼之深刻,并不亚于去画令人不安的东西,是比直接破坏、另起炉灶更要大手笔。——我个人的审美趣味,比较倾向这样的旧瓶新酒,有依凭根基的出奇,不凌虚蹈空的虚无。

  另一组矛盾是贫与富、热爱生命与糟蹋生命。人们爱说贫困出大师,莫氏后期也很是闹穷,但他初到巴黎时,因有家庭资助,生活还是挺可以的,其实他更喜欢追求优雅舒适的生活。爱伦堡说:“他丝毫也不想挨饿”,“他也不是自讨苦吃,也许他比别人更是专为幸福而生活的”。对于他的吸毒酗酒,爱伦堡同样摒弃了类似的高调,抹去后人眼光加上去的“名士习气”,说莫氏这样做根本不是“出于对放荡生活或‘艺术天堂’的热爱”。他在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记述莫氏的文章最后沉重地说:“如果有人想了解莫迪利阿尼的悲剧,那就让他别去回忆印度大麻酚,而去回忆一下窒息性瓦斯”,去想想当时的欧洲以及二十世纪人们的遭遇。说得很好,尤其是不要把天才的悲剧生活视为“名士作派”、将悲剧庸俗化观赏化方面。爱伦堡和莫迪利阿尼的旧恋人阿赫玛托娃,都对当时以莫氏为主角的电影、小说热衷这类描写表示痛心和不屑,他们不愧是莫迪利阿尼的知己。

  2004年4月15日整理

  你像个孩子似的

  其实,莫迪利阿尼性格中的许多矛盾之处,他的空想神游,他的回避现实,他的怪异脾气,还可以归结到他是个孩子气极重的人。表现在作品中,爱伦堡精辟而敏锐地指出,莫氏人物都有“备受迫害的柔弱和在劫难逃的噩运”,“一种悲戚的困惑表情,一种固定不变的厌世的苦闷”。——“所有这些人都像被人欺负的孩子。”

  这使我又想到因为一首歌而多年沉吟于心的一个话题。林夕为黄耀明写的《我们不是天使》:“不期望天天向上/只知道生命无常……我们不是天使/我们只是孩子/寻找可以安躺的海港”。我们曾经是、或以为自己是天使,但后来就不再是、或终于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了,只是五光十色里的孩子。从天堂中不食人间烟火、无忧无虑、纯洁美丽,变成无辜、脆弱、不能学会在阴险恶浊的世界里自存自保,这,可视为历史前进中社会变动的一个折射象征(赵毅衡曾有《我们时代的孩子》一文,可参看),我也总作为自己的写照和心声。

  推崇尼采等人那套“强者”、“超人”哲学的朋友,会认为以孩子自况是没用的、矫情的。但,在这个年代,我们还能做真正的“强者”、“超人”吗?我们真的不是孩子吗?生活有如一场赌博,身在局中的一个赌徒,赢得几个回合、一些奖品,或者就算全场皆赢通杀所有筹码,就叫“强者”了么?不是的,即使庄家也不能算,只有改变、推翻赌局,跳出生活设定的限制另开新局面,自己重新设计过并操纵之(哪怕改变的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),这才称得上是强者。而在现实社会里,我看不出有这种可能。——更别说古希腊罗马或文艺复兴那样充分发挥人的多面性了。那么,当下奢谈“强者”、“超人”才是没用的、矫情的。因此我固执地认为,“我们不是天使/我们只是孩子”这两句歌词是对当今时代中的我们最好的诠释之一。我们主观上都不想、乃至鄙夷“总是像个孩子似的”(李宗盛);但客观上,我们就是孩子,在黑暗世间提着易碎灯笼的孩子(罗大佑《你的样子》)。

  出身于崇拜尼采家庭的莫迪利阿尼,虽然直接画孩子题材不多,但比如那幅托腮独坐的惨绿少年,也有看得人隐隐心痛的震撼。卡罗·曼说他画中的孩子,都有“一副孤立无援的样子”,是借此“悲叹美好时光的稍纵即逝”,通过画儿童来留恋青春。——画这些画时,莫迪利阿尼已走到了生命的末段。

   2004年4月15夜整理

  带着翅膀在地上走

  林夕写的那首《我们不是天使》,还有一个我一直萦怀的意象,翅膀:“是人间没有天堂/还是我没有翅膀/飞不出欲望的围墙……难道我们垮掉的翅膀/早已被这个世界遗忘”。

  苏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,晚年为旧恋人莫迪利阿尼写过一篇动人的回忆录,当中说到,莫氏对飞行员很感兴趣,但当真的结识一位飞行员后却大失所望。“他期待什么呢?”阿赫玛托娃的困惑也许可从爱伦堡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记载的一个细节找到答案:莫氏很喜欢波德莱尔的一首诗《信天翁》,那只有着洁白大羽的美丽鸟儿,被水手们捉来消遣、戏弄,“云霄里的王者”,“被放逐到地上”……想飞而不得,是许多不耐现世者的心事象征,像鲁迅和徐志摩这两个极不相同的人,都发出过这种希冀和叹息,一个感叹“幼时虽曾梦想飞空,但至今还在地上”,时间都用来补小伤疤了(《华盖集·题记》),一个《想飞》而最终死于飞空。莫氏恐怕也是这样,“飞行员”被他赋予了理想色彩,见到真正的飞行员便会失望。“他期待什么呢?”是期待飞离充满“巨大束缚”的扰扰人寰;然而他又明白自己不过是那种过客:虽然长了翅膀,还是被困在地上,“巨人似的翅膀反倒妨碍行走”(诗结尾这句,几个译本中以钱春绮之译最佳),且为“水手们”所笑。——所以他会喜欢这首贴切身世的诗。(而波德莱尔写飞、写禽鸟的诗有多首,看来也是有怀于此的一位。又:此诗与莫氏心事的关系,罕有论者注意;惟独一本龚田夫译编、花山文艺出版社的《莫地里亚尼》,开篇即引这首《信天翁》概括莫氏,大合我心。)

  对黄耀明唱的“我们垮掉的翅膀”,还有在别处唱的,“花儿的翅膀/为什么要到死亡/才懂得飞翔”等等,我深有感触。多谢一位好友,借后者所出自的唱片《花天走地》英文副题“WALKING WITH WINGS”来勉励我:说的是你呀,有翅膀就该在天上飞,带着翅膀在地上走,是很辛苦的!也多谢另一位好友,为我写过一篇《折翅而飞》,谬奖我“凭借心中的一双翅膀”,在幽独的角落,“在一本书的字缝里,在一支烟的工夫里”飞了起来。——谢谢他们还记得我垮掉的翅膀。只是我自知,自己至多不过是一只在地上踽踽独行的“惊弓鸟”罢了。

  才华横溢的莫迪利阿尼,始终没有画过飞鸟。

  2004年4月15夜整理

  曾经,在巴黎,蓝遇上了红

  莫迪利阿尼的最大成就是油画,但他最初想当的是雕塑家,颇下过一番苦功,保存下来的作品虽不多,却仍为现代雕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还画过一些素描速写,如同其雕塑的手法精练、造型单纯,这些素描也十分流畅凝练,颇具雕刻感。——我不止一次发现,简洁精确的线条笔法与雕塑有着内在的联系,就是说,须是要有刀斧训练的功底,才更能画出这样的线条,这在莫迪利阿尼身上又得到了佐证。

  莫氏素描速写中,最能展示线条清洁之美的,是为苏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作的一幅画像,简练到极致也美到极致。两人都是我深爱的,画本身让我一见惊艳,画背后的故事也很感人。

  一九一○年,阿赫玛托娃来到巴黎,结识了英俊潇洒、“极有教养和学识”的莫迪利阿尼。“他一冬天都在画我”,“共有十六幅。他要求我给它们装上边框,挂在我的房间里。革命头几年,它们在皇村全给毁了。只有一幅幸免于难”。这指的是她回到苏联后、骤经世变战乱。据爱伦堡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和伯林等阿赫玛托娃的友人记述,她繁华尽散,屋里没什么家具、装饰,四壁萧然,仅仅在一面墙上挂着这幅劫后幸存的、年轻时的肖像。(龚田夫译编的那本很好的通俗读物《莫地里亚尼》,除了引用波特莱尔《信天翁》来概括莫氏外,还有一个唯一,是在我所见几种关于莫氏的书籍、画册中,只有它收入了此画。)

  女诗人用这幅画,纪念着一段青春、飞扬、幸福的好时光——不仅是对旧情而言,更指所处的环境、共同经历的年代。“那时,阿赫玛托娃还不是阿赫玛托娃,莫迪利阿尼也还不是莫迪利阿尼”。(爱伦堡)那是年轻的、尚未成名的岁月,贫穷然而纯洁,阿赫玛托娃晚年眷恋地回忆他们共处时:“艺术的气息还不曾吹黑皮肤,未曾使两人的存在改变面貌,这应该是幸福的、轻松的黎明前的时刻。”她以回首美好的心情依依而骄傲地描述着,在现代文艺风起云涌的巴黎,海明威说的“流动的圣宴”的巴黎,众多刚刚起步的的文艺巨子,流连于画室、咖啡馆、公园,既刻苦创作,也挥霍青春激情……那是最好的辰光。虽然莫迪利阿尼的临终遗言是“我可爱的意大利”,但他的主要创作经历在巴黎;他画中浓烈的那些蓝那些红,就是那个华美时代的巴黎的蓝与红了。

  良辰美景总匆匆。风流往矣,包括他们那么好的恋情……

  2004年4月16日整理

  那是多么好的故事

  莫迪利阿尼脾气暴躁,与恋人相处时间一长就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,爱情故事多惨淡收场。然而也有偶尔邂逅、虽短暂却温柔、留下终身美好记忆的,像阿赫玛托娃。在半个世纪后,七十多岁的女诗人写下一篇怀念莫迪利阿尼的文章(前后写了六年!),悠悠也柔柔地忆述,种种情形,依然一往情深。其中一个很美的故事,我喜爱的作家张新颖、洁尘都复述过,却仍值得再说一遍:

  有一回,女诗人带着一捧红玫瑰去看画家。他不在,她在门外等了一会儿,无事可做,就闲闲地把鲜花从窗户一枝一枝抛进画室,然后走了。画家回来看到地面上的玫瑰花,后来再见面时就问:你怎么进的屋?她说了经过,他十分惊讶:“不可能,花儿摆得那么美……”

  那是多么好的故事。还有,“我们有时撑着伞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,下着夏季温暖的雨,附近一座意大利风格的古老宫殿静寂不动,而我们两部合唱地朗诵记得极牢的魏尔伦的诗篇,并为我们记住同样的作品而欣喜不已……”

  “这是多么好的故事……”十四年前,当一切即将结束之际,有 这样说。“……女孩记得一年级时他们曾并肩在校园小径上品数花、树,还为有同性情的人暗暗惊奇喜悦过。到四年级,才是昨天发生的事情,这女孩和他又走到一起,女孩已不是当日的女孩,但在她眼里他虽变了却仍是原来的他,他的灵魂未曾改变,当他仰首凝望着静穆的树时,她在心里问:他可还记得那个和他一道谈花树的女孩?”……许多年后,可能连灵魂都已改变了,但,却从不曾或忘。

  “好的故事”在世间都留不住(像鲁迅写过的),却可以永存心底。也许只能这样自我安慰吧:动人的记忆正得益于仅仅在最好的时光里相逢,如风过花丛般轻轻一触,带着余香离去。莫迪利阿尼为阿赫玛托娃画的那幅肖像,卡罗·曼的《莫迪格利阿尼》中有一句话,本非专指之,却正好借来形容:“人生的一切邂逅,能留下一件美妙的艺术品,就已尽够完美。”是的,其他的丑陋与遗憾,都可淡化于画外的时光长河,只记得瞻望无已的墙上唯一的肖像,记得花儿在他的屋子里摆得那么美在校园小径边开得那么美,就已足够了吧……多么好的故事……

  2004年4月16日整理

  五月七日附言:此文在今天献给一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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